王浩:从一位模具钳工最终考入清华大学

原创  2019-06-09 13:35:49  86人阅读

那一年,全国报名的考生有570万人,大学本科录取21万人,在被清华大学录取的1053人中,只有2名是“69届”,我很幸运地成为其中之一。

1977年高考,是时代给予科学人的机遇,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,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。

“借光”夜读补功课

我是在北京钢铁学院附小(现在北京科技大学附小的前身)读的小学,本应在1966年6月底毕业,但那年6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》,“文革”爆发,我小学还没毕业就被迫停课了。

后来,从天津延安中学申请复课开始,北京的学校也陆续复课。1968年1月2日,按“就近入学”的原则,我被分到北京市93中学(该中学早已解散)就读。93中学没有高中,只有初中,也只是半日制。我们没有课本,就学三门课程:语文学毛主席诗词,数学学二元一次方程组,还有一门珠算课学打算盘。

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:93中,黑咕隆咚,破桌子破椅子破电灯,老师生病,学生抽风。这足以说明当时的学习和教育环境。

1969年7月23日,我初中毕业。在93中学上学总共1年7个月23天,其中还包括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下乡劳动。所以,我整个初中没学到什么知识。

告别了没有课本的课堂,我于当年7月报名当了知青。8月23日张榜公布,9月1日我便从北京站乘坐火车去黑龙江,成为了生产建设兵团1师3团37连的一名农工。

那年我16岁,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连队驻地处在小兴安岭北坡背阴的地带。夏天开山炸石头,冬天在林子里伐木。这里无水无电,冬天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6摄氏度,饮用水要到附近山沟刨冰,用马车拉回来融化后喝,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。

我们住的房子叫“杆儿加泥”的房子。之所以称为“杆儿加泥”,是因为整个房子没有一块砖头,没有一根钉子,是用草和泥制成的简易房子,顶子盖的是草。

在建设兵团,我从没断过学习的念头。我四处找来了一些初中的课本,利用晚上时间自学。我用点燃的蜡烛把土墙烧热,再“趁热”把蜡粘在土墙上,“借光”夜读,虽然很艰苦,但能静下心来补习在初中落下的课程,我觉得很充实。

3年半后,我转插队到黑龙江安达县城郊公社繁荣大队。无论在哪里,我一直有晚上学习的习惯。在6年半的下乡岁月里,我自学完了中学数学和高一的物理课程。

我坚信中国不可能永远这样,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

备战高考迎机遇

1976年初,知青落实“困退”政策,我在当年1月21日从黑龙江回到北京,落户在中关村街道。中关村街道离北京大学近,于是我于7月12日被分配在北京大学(以下简称北大)无线电系工厂。这家工厂有200多青年工人,我在这里做仪表盘的模具钳工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全国各地由所在系统对“文革”期间“毕业”的学生进行文化补习。这样,北大的老师们也开始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上文化补习课。在补习班上,我重点学习了中学的物理、化学,还学习了微积分的基本概念和一点皮毛。

我是在1977年的10月1日以后才知道恢复高考的。听到消息时,离考试还有一个多月,时间紧、任务重。幸运的是当时我们和北大无线电系、物理系的老师都在一个楼(就是现在的北大物理学院,当时叫物理大楼),大楼里有很多大教室,老师们就在大教室里给我们补课,补习条件可谓“得天独厚”。

不仅是北大无线电系、物理系的老师们在我们高考前的补习中倾注了极大热情,我周围的人也各尽所能,为我顺利参加高考创造条件、提供帮助。我的钳工师傅王经武,还专门把我的自行车重新精修了一遍,以便我去考试。

我高考的考试点是北京海淀的八一中学。还记得在考场上我打开卷子一看,觉得有点难,但基本还会做。物理卷子答得极为顺畅,化学有点差,因为我从来没系统学过化学,只是突击学了点。考后的总体感觉是,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占六成。

成绩下来,果然没有出乎我的预料——上大学没问题!

接下来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,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北大物理系。因为我对这里的环境熟悉,对老师有感情。但北大的老师们综合了一些因素,建议我报考清华大学。于是,我的第一志愿就报了清华大学。

王浩:从一位模具钳工最终考入清华大学

①1981年王浩就读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时和同学合影(图中三排左四为王浩)。

后来,当投递员把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手里时,我在兴奋、欢喜的同时,还有着一丝对北大的眷恋。不过,能上大学已经让我非常满足了,何况我是“69届”的。当年被清华大学录取的1053人中仅有2名“69届”。后来这1053人中毕业1017人,有36人或去世,或因病降级,或提前出国留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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